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说：“说到底，历史才是真正的诗。假如演绎得当的话，真实远比虚构有看头。”然而诗的光芒在人类漫漫长夜中亦有飘忽不定时，历史却始终在坚定地昭示着未来。于是我们虽不忍回望战争，却始终对真挚的历史书写难以割舍。
但是诚挚而真实地重述历史，这一人类古老的基本技能在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了。通达的通讯网络中，盈千累万的信息加速了日常性遗忘，碎片模式又迫使读者的阅读能力产生滑坡式倒退，这些影响正在不断挑战文学叙事存在的合法性，也便成为力图再现历史全景的作家所面临的大敌。
旨在为全民族完成这一史诗书写的王树增，不得不直面这些语言环境中现实问题，而困难却不止于此。
重述抗日战争史，引领读者走出扑朔迷离的记忆迷雾，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难题摆在眼前，那便是对相关史料的掌控和处理。在历史纪实文学的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相关历史资料的支持程度。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反侵略战争，置身二战的国际背景中，这次战争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中日两国历史渊源之深远、关系之复杂亦前所未有。全面抗战共历时八年，来自国内国外、各个地区以及各个党派的记载史料浩如烟海，真假难辨。如何从中甄选出有价值又可信赖的文件，继而通过它们对战争全貌加以概括和俯视，似乎给作者造成了一种“围城式”的困境。
历史往往有着最朴素的机缘和最惊人的神秘洞见，而这次，它选中了一位足以驾驭如此宏大题材的优秀作家。读者对叙事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流畅性的渴求、逐渐被遗忘和抹杀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意志、堆积成山又亟待整理的驳杂的战史资料，三重纠缠在一起的困境会让绝大多数作家望而却步，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还是落在了王树增的肩上。不言而喻，就作者个人而言，这次写作的难度、力度也要超越他九年前的《长征》以及六年前的《解放战争》，即使这两部大作的厚重价值已得到时间的检验与认可。
历经六年艰辛打磨，《抗日战争》应时而生。低调、谦和的作家曾多次强调，自己的写作立足于当下，面向当下，但可能多年以后，这部作品其超越时代的意义才会慢慢显现。
充足的史料支持，让作家完全不必借由想象来填补事件的空白，也就因此而进一步确保了作品的真实性。但《抗日战争》中对史料的挖掘，并未因其穷尽式的史料收集而停滞于表面。一种极具思辨魅力的内在品质在第一卷的开篇便得以呈现，近六万字的序章，纵向剖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七七事变前的政治思想变化历程，精准地剥开日本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逻辑——这是一种在我们国人看上去很难理解的另一种怪异逻辑，然而在它的掌控下，所有令人费解的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公案都一桩桩迎刃而解。
于是全书自此坚实的思想基石构建，作为读者所关心和疑惑的，也慢慢从阅读中理清头绪，从根源中找到深层的答案：为何连最普通的日本平民都如此尚武？在中国战场上已筋疲力尽的日本，为何偷袭美国珍珠港？何为日本天生的危机意识？这个丧心病狂的民族究竟在想什么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更高的视角业已带来更合理的思维方式，它客观、深刻、独立而冷静，一旦寻到其脉络，我们会为其强大的魅力折服。
这样一种历史反思高度，仿佛一个孤独的伞兵，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空，俯瞰千疮百孔的大地。血战之前的宁静，滞留天空的孤独，死亡降临的莫大恐惧，血流成河的悲凉……回首这场令我们全民族至艰至惨的抗日战争，我们就如同那个在寒风中飘零的伞兵一样，孤立无助，深处绝境又只能咬牙拼命坚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心灵或许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与负担，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这种高度，我们的民族也需要这样的高度。满腔热血却仍未领会平静之力量的青年，更需要这样一次阅读。
作者曾经说，自己写历史，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人生命短暂，但必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将到何而去。年轻人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可能会活得自在一些，安心一些，同时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坚强一些。
如果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那么我们民族的家谱无疑是最为绵长而厚重的。八年抗战，从历史时间上看只是转瞬，但那无疑是我们家谱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幸运的是，《抗日战争》满含对先辈的敬意，找回了那些我们曾遗落的名字，诚挚地完成了这次“全民族家谱”的重录。
于是，当我们抱着虔诚之心重新翻阅这部厚重的家谱时，我们民族的信仰是不是也在这里一点一点重建？于是我们记起了在临沂与日寇死战的将军张自忠，记起了曾给亿万同胞带来无尽鼓舞与希望的台儿庄，记起了埋葬了几万年轻战士的险峰昆仑关，怎能不为自己民族曾经的苦难，为全民族在濒临灭亡的关头所迸发出的惊天气概而热泪盈眶呢？
信仰深刻而神秘，必不可少又非轻易可得。在中华民族身体和物质上最为羸弱的一刻，精神上奇迹般地完成了信仰的统一。
信仰不等同于主义，我们亦不必妄谈主义。在抗日战争中，饱受战火摧残的父老同胞以及千千万万舍身抗敌的将士最为朴素又坚不可摧的信仰，唯有——“生存”、“胜利”四字。这是我们民族能咬紧牙关，赢得这场艰难胜利的唯一解释，也是这部《抗日战争》的核心精神之所在。面对异族强敌进犯，唯有全民族的抗战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若国家、百姓、军队、政党没有一个坚定而统一的信仰做支撑，没有兄弟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觉醒，击溃丧心病狂的日本就只能是妄谈。
如今再面对信仰这个词，我们或许会汗颜，也会有人嘲笑它、甚至唾弃它，但根源却在于缺失信仰所产生的不安全感，随即内心的惶恐变为愤怒，反而走向了它的对面。党派、功劳纷争的言论也一度甚嚣尘上，幼稚事。谀持忠庖迳，这也是对历史的背叛。
哈维尔说，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而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扭曲它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拥有不屈的信仰并无畏地守护了它，而此刻，不应眼睁睁任由它走向消亡。希冀以作品重拾国人对历史的敬意，重拾当代青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自信，我们很幸运拥有这样一位作家。
当然如作者所言，读历史是为了过好今天以及更美好的未来，当我们翻阅《抗日战争》，翻阅家谱，心真正的沉静下来的一刻，总会有所得。
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让你我记住仇恨，只是那些曾真正属于我们全民族的点点滴滴，终归不应淹没于茫茫遗忘之海。
